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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行民事执行制度|中国现行民事执行制度运作下的现实困境及出路

来源:教育论文 时间:2018-07-19 点击: 推荐访问:中国能源的困境与出路

  一、前言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和最高院的执行规定构成了中国现行民事执行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该执行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是大失所望,与立法者的初衷大相径庭。该制度运作下的现实困境最主要表现为“执行难”和“执行乱”,“执行难”和“执行乱”是当前民事司法领域存在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涉及面之广,涉及的度之深,历经的时间之久,其解决之难,是民事司法中任何一个问题所不及的。于是无论是立法者、司法工作者、法学理论研究者还是普通的公众都对此问题给予了莫大的注意和关心。中共中央于1999年发布了著名的“11号文件”,该文件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说明执行难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层的关注。近年来有关执行问题的论文如雨后春笋,遍野皆是,从各个方面对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尝试着从分析执行制度的现实困境――“执行难”和“执行乱”的主要表现和深层次原因入手,然后以此为模板探讨摆脱该困境的可行性出路。同时,自从“执行难”和“执行乱”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后,专家学者和司法实践部门工作者也都从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解决之道,众说纷纭,本文另辟新径,尝试着从执行理念和执行体制的更新这两角度来探讨可行性出路。
  二、执行制度运作的现实困境――“执行难”和“执行乱”
  (一)执行难的具体表现
  执行制度运行中的现实困境的一个表现为“执行难”,“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由于某些障碍因素的存在,无法使之实现或难以实现的现象。[1]其具体表现为:
  1、法院消极执行导致强制执行案件久拖不执。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对于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而某些法院往往以各种借口推诿、迤延甚至干脆不予执行。
  2、法院消极对待委托执行。在各种执行难的案件中,委托执行案件表现最为突出,由于执行的是外地法院委托的案件,又是针对本地当事人的财产,因此,法院往往从本地的地方利益出发,以各种理由不予执行或拖延执行,有些法院甚至自行中止或终结执行,造成委托执行的成功率极低。
  3、被执行人对抗执行。这表现在两方面,一为积极对抗:在法院进行强制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以暴力阻挠执行员实施强制执行措施,如威胁、围攻甚至殴打执行员,使强制执行难以进行;二为消极对抗:被执行人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前,已将财产隐匿、转移或变卖,或者被为逃避强制执行而躲藏起来,或者搞所谓的假破产,致使强制执行难以进行
  4、被执行人无力履行。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确实无力履行义务,致使生效法律文书无法兑现,问题久拖不决。
  5、相关义务人拒不协助执行。协助执行是指实施强制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内容的一种执行方式。由于协助执行往往需要诸如银行、信用合作社、办理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单位及被执行人所在单位和公民个人的协助,所以常常成为执行难的因素,如有的银行给法院出具假的查询资料,有的信用合作社千方百计地阻挠法院进行查询、冻结,也有的单位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转移财产,逃避法院的强制执行。
  6、外界干涉执行。在现实的执行实践中,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地方党政机关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本地的利益和稳定,频繁的干预法院的执行案件。同时由于中国现行的体制,地方法院的财政和人事大权又受制于地方政府和人大,导致严重的“司法地方化”,于是干预执行会频繁成功。
  (二)执行乱的具体表现
  上已述“执行难”的主要表现,下面来分析中国执行制度困境中的又一顽疾“执行乱”。 所谓“执行乱”是指法院内部执行工作的无序以及执行过程的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现象[2]。法院“执行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执行管辖乱[3]。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各种执行案件的管辖的适用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践中仍然大量存在着积极争夺执行管辖权和消极推诿执行管辖权的现象,例如,对于那些执行标的大的案件,社会影响广的案件,涉及本地方重大利益的的案件,不同的法院都想争取执行管辖权,而对于那些执行标的小或者复杂因素众多难以执行的案件,则以各种借口推脱自己无管辖权,甚至明确拒绝受理执行。
  2、执行程序乱。在执行过程中,程序意识淡薄,不依法定程序办事,执法行为不规范,随意性大。如在执行过程中不依法出示有关证件,不出示、不制作有关法律文书,不通知必需到场的人员到场;滥用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300条的规定,以“执行被执行人的债权人的财产”为由,随意变更被执行人,任意执行案外人的财产;对同一标的重复执行,等等。
  3、执行措施乱。在执行过程中,不严格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办事,滥用强制执行措施,粗暴执行,任意增加、变更执行措施。最为典型的是“以拘促执”、“以拘代执”,滥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措施。
  4、执行管理乱。在执行问题上,法院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管理松懈,监督不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如全国法院的执行工作没有统一的行为规范;上下级法院和法院内部各部门之间法律地位不明,职权划分不清,存在着权力交叉和权力重叠;个别法院对上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拒不执行而无法律明文规定的有效的监督制裁措施。
  5、委托执行乱。委托执行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一种执行方式,但在实践中,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不但委托执行难,而且委托执行乱。如有的受托法院拒绝执行,甚至为被执行人通风报信,阻碍执行;有的受托法院不按民诉法的规定按时将执行情况函告委托法院;有的委托法院委托其他法院执行后,又亲自执行,造成重复执行,甚至异地拘留人质。
  (三)“执行难”和“执行乱”的深层次原因
  “执行难”和“执行乱”意味着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现实的有效的满足和实现,对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良好形象是一个极大的损害,同时也在无形中削弱着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是法治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种法治态势后进国家的法治进程中极其严重的毒瘤,危害无穷!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将执行难归结为四点: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4]那么“执行难”和“执行乱”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3、司法行政权说。
  这种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权在属性上既不属于单纯的司法权,也不属于单纯的行政权,而是兼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综合性权力,主张民事强制执行是一种以保证人民法院实现其司法职能为基本任务的行政行为,是一种司法行政行为。至于在这种综合性权力中,以何者为主,又有不同的观点,分别形成司法行为本质说、行政行为本质说和并行说等主张。司法行为本质说认为,尽管执行行为具有一定的行政行为特点,但从整体上看,执行行为依然是一种司法行为。行政行为本质说认为,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种司法行为,但它与司法行为有密切联系。并行说认为,民事执行权在国家分权属性上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性,在执行工作中,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复合的独立的和完整的强制执行权。
  由于对于执行性质认识的不同,于是导致了人们对于执行机构设置(执行权的归属)的不同看法,具体有:1、执行权由法院的执行机构行使[9];2、执行权由行政机关行使[10];3、执行权由专门的执行法院行使[11]。经过不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人们对执行权的性质已经有了新的共识:执行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性质,既非单纯的司法权,也非单纯的行政权;执行权在构造上由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两部分组成,前者属于司法权,后者属于行政权。基于这样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执行权仍然保留在法院,但对法院现行的执行体制进行改革。笔者认为执行机构的具体设置为:执行权仍由法院行使,法院设立执行局具体行使执行权,“从目前执行制度改革的趋势来看,执行机构显然还是要设置在法院内部,执行局在一定时期内代表着执行机构改革的方向”[12],又由于执行权在构造上由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两部分组成,执行局下设执行裁决庭和执行实施处,执行实施处再下设:1.执行立案科,专司执行立案权,对案件是否符合执行立案条件进行形式审查,以启动执行程序;2、拍卖变卖科,负责执行程序中涉及的标的物的拍卖变卖工作;3、执行综合科,专司统一管理职能;4、执行实施科,专司执行命令权、执行调查权、强制措施施行权及其他事务性权力。
  四、结语
  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执行体制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解决执行难和执行乱的方案也正在不断付诸实施,接受司法实践的考验,建立合乎中国国情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执行制度和体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夜正长,路也正长。有关执行困境及其可行性出路的探索与研究仍是中国司法界和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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