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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形而上学基础

来源:历史论文 时间:2018-11-09 点击: 推荐访问: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摘要:大数据给予人类的新知远不是集成技术的供给而升级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秩序,更多的是人类的思维建构、反思模式和知识创造因为大数据的中介而展现全新的姿态。数字的深度承诺赋予大数据时代的哲学在形而上学基础和社会功能上较传统哲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向,数字本体论、虚拟认识论、公共实践论、丛聚方法论、娱乐生存论和西化价值论构成了大数据时代形而上学的整体性框架。基于大数据意识的哲学现代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殆与机遇。
  关键词:大数据;形而上学;哲学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5-0106-05
  数字化风暴还没有停歇,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但大数据并非仅仅是大规模的数字或数据。大数据不仅使技术结构、界面、处理方法和应用发生了重大变革,也使形而上学基础和思维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向。数字本体论、虚拟认识论、公共实践论、丛聚方法论、娱乐生存论和西化价值论构成了大数据时代形而上学的整体性框架。
  一、数字本体论
  大数据时代的关键存在物是信息、数据,本质上说是数字,因为大数据时代也是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时代数字不再仅仅是人类交往的中介和虚拟创造物,它也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表征,也就是说,今天数字本体论支撑着人类的价值创造。数字本体论包含着三重含义:一是数字成为整个时代共同体行为的理性起点,人类需要通过数字来把握世界;二是人的生活也离不开数字,数字化生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三是数字神秘莫测。社会存在作为人类活动的全部基础,离开了数字,社会就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我们对世界存在状态的描述基本上是以数字来解释的,如经济总量、股票指数、物价指数、军事实力指数、血压血糖等身体疾病指数等;有些过去难以描述的模糊属性现在也以数字进行定性,如身价、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宿命论在数字化时代有了新的形式,如电脑算命;股票分析软件也被称为“大智慧软件”和“大智慧管家”。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现实生活的过程是数字的占有和变化过程,生活的全部内涵都是以数字来建构,因此人们的存在就是数字化存在。可以说,离开了数字的深度承诺,现代人就无法生存,或不知道如何生活,穿衣要看穿衣指数,呼吸要看空气指数,外出要看外出适宜指数,旅游要查旅游指数,睡觉要依照睡觉适宜指数。在康德看来:“一切在其研究中以数学方式行事的自然科学家,在任何时候(尽管没有自觉到)都利用了并且必须利用形而上学的原则,尽管他们通常郑重地反对形而上学对其科学性的一切要求。”②可以说,大数据把现代民众塑造成了以数学方式行事的自然哲学家,他们在与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斗争中科学地接受了反科学,不自觉地成了数字形而上学的主导者或追随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③大数据时代,人类的生活交往也产生了数据恐惧症和数据焦虑症。因为个人的竞争能力和生活质量是以数字显现出来的,个人生活的很多权利是以数字密码保护的。可以说,失去了数字的记忆就失去了生活本身。大数据时代人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现代意义上的生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注于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而是更关注数字的生产或产品的数字。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看作是最根本的社会存在,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大数据时代只能在数字中结合起来,数字推动着社会存在和社会结构的变革。
  数字本体论否定了传统的抽象本体论,数字成为生活实践的主旨。数字本体论创立了数字哲学,但数字本体论不同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量关系本体论”。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数是万物的本原,数是宇宙的要素,数量关系决定事物的本质,数是实体的和静止的;而大数据时代的数字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动态本体论。
  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客观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视角也是历史的、现实的和客观的,人的选择受到现实性的制约。大数据时代人对世界的认识不仅是以数字为中介,即数字联系主客体,而且认识方法本身也由数字化构成。人的感性活动演变为数字感性活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也表意为数字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数字作为人的认识对象,不再是自为的力量,对数字规律认识的目的在于服从人的需要。数字本体论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开拓了动态化的哲学本体论新阶段。数字是不断生产、发展的过程,数字本体论也是过程本体论。数字本体论是本体论轴心的根本转换,是深刻把握大数据时代脉搏的坐标。但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本体论并不否认物质和人的物质生产的客观实在性,它只是表明了数字化在现时代人类生活中处于更加基础的地位。
  数字本体论颠覆了传统哲学的实体性思维,开辟了新的哲学类型,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和向现代化转型。但同时,以数字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框架不仅难以支撑众多的现代解释学体系和现象学片段,而且对现代人类现实生活的引导性意义也是模糊和歧义的,或者说,更多的是误导生活。
  二、虚拟认识论
  认识论的发展是从原始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到系统科学思维再到虚拟思维的。在虚拟思维前,人类认识世界属于实体思维,是不断对真的接近。大数据时代虚拟认识论的本质打破了传统反映论的真假之分。也就是说,在虚拟认识世界里,真亦假,假亦真;或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传统认识论的本质是客体到主体的反映论,虚拟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与传统认识论有根本性区别。二者的差异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传统认识论的对象是客观的;而虚拟认识论的对象――数字,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二是传统认识论的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并不介入客体的建构;而虚拟认识论主体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变形。三是传统认识论的路径是由客体到主体形成感性,再经过理性后到客体;而虚拟认识论路径是由主体出发到对象。四是传统认识论认为认知客体的真假是可知的;而虚拟认识论认为认知客体是真假悬置的,是介于可知与不可知之间的中间态。   虚拟认识论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通过数字化建构认识对象。数字化客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通过技术对现有实在物进行仿真,产生仿真物;相反,现代数字技术的虚拟不是模拟,而是完全没有实在模型的任意创造,它是真的假,也是假的真,已经丧失了真假之间的界限。二是认识方顾忌相关利益方,刻意搁置结果的追索。美国蓝可儿事件,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获得了大量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但公众期待的最后结论却是“无法确定”。三是消息发布源复杂、有歧义,以传闻、据说等为依据,真假难辨。目前大量的数字化媒体信息所发布的解密,大多是根据“消息灵通人士”“接近官场消息人士透露”“坊间传闻”“流传”等提供的信息进行的渲染,根本无从核实和查证。如娱乐界的秘闻、奇闻和丑闻,落马官员的秘史,等等。大量消息被发布和流传一段时间后被证实是假消息,更多的是最终也无法知道究竟是真是假的消息。
  虚拟认识论,也可被称为疑是认识论,尽管它为我们展示了“是”的多样性和确立了“疑是”的常驻性,并为以“是”和“真”为基准的传统认识论打开了缺口,拓展了认识论的新视界,但也使未来的认识主体无所适从,认识论的现代化之路还很漫长。
  三、公共实践论
  随着人类交往活动的频繁,其个人活动愈加呈现公共性特征。但只有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大数据为中介,人类才真正进入全面化公共生活时代,人开始失去了私密性和私人占有性。人活动的公共性表明个人实践活动具有公开性和绝对的他人参与性。
  由于大数据的中介,人的实践全过程被公共化,由此产生了大数据行为的独特概念。到处安装的摄像头,出行的火车、地铁、机场、广场等公共场所要求进行的各种安检,各种社交网络数据、银行交易数据、GPS数据、刷卡数据、城市监测系统等涉及的个人身份信息、财产信息、交往信息、私人密码和其他各种个人数据被监控,上网和个人移动通讯的可定位和后台监视等,巨大的数字恐怖主义威胁着个人的基本活动,使得一切个人行为都会被大数据采集和挖掘而进入公共领域。数字化的搜索引擎使得他人的私人活动公共化。同时,搜索者自身也会受到监控,使得私密搜索非私密。
  作为实践客体都是数字化客体,所谓数字化是以数字技术构成的实体形态或以数字化为主要表征的实体。数字化过程亦是共同体的行为过程,具有显在的公共性特征,即从形成来看,大数据自身具有公共本性。大数据时代的主体受大数据客体的制约,对数字具有实践路径依赖,亦即主体因为数字化的主体而具有公共性。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人更是他人的人,大数据共同体之网中的人。比如,高考填报志愿要根据大学排行榜,网上购物要看买家评论,即他人在解释和规划我们的生活。
  从实践内容和实践环节看,物质生产劳动即使是个人私密劳动,其劳动形式和劳动成果也会被统计到GDP中和被社会学家分析。至于人的交往,除了以数字产品为中介,因为社会交往活动的虚拟化而更易介入公共生活中。个人的基本生活,包括私生活,也一定是公共生活,因为大数据使得个人生活智能化,而智能化本身就是以智力产品的转化和大众整体性关联为特征的,即以公共性构建的,如智能化产品的购买、使用和选择都会受到大数据的介入。
  大数据时代不仅人的现实关系和行为具有公共性,而且人的思维也具有公共性。就思维的本质来说,个人思维也一定是公共性思维,因为人类的思维方法不仅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普遍性,但人类思维的公共性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被他者所掌握。但大数据时代个人的思维活动因为被数字化和科学化控制和规范,使得个体审美趋同大众审美。数字主义代替理性主义占据上风,个人思维失去了独立性和差异性,个性化发展被同一性定制所取代。
  人的实践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也是人的能动性活动,其中人的思维是能动性的基础和前提。大数据时代人的思维活动的私密性和独立性丧失,加剧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公共化进程。大数据时代公共性急剧扩大的人类实践活动为哲学的公共性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现实基础和更开放的研究平台,未来公共性研究将会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与公共性实践现代化同步的成果。但是,公共性实践的无限扩大也使公共性哲学研究失去了边界和品质。同时,公共性的扩大也加剧了现代性的渗入,公共性本身和公共性研究都将变得更加畸形。
  四、丛聚方法论
  大数据时代人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大数据的形成和运用过程中,人类认知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人类从传统的点、线、面的线性和平面复制认知图景,变革为以丛式的非线性立体发散、发散的点再丛式发散的聚变爆炸模式。
  在数据挖掘过程中,云计算是大数据挖掘的关键技术和主要平台,基本原理是在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分布式数据库提高数据访问速度。云技术的基本特征除了超大规模外,还体现在“云”是非固定、非实体和高伸缩性上,它反映了一种丛的非固定形态和可成长性。一朵“云”如果被作为一个丛,数据挖掘方法就是丛的点对丛其他部分的联结。当然,云与云之间没有绝对的边界。
  在数据链接过程中,搜索引擎对数据的搜集方法就是截取与主题词相关的丛类数据进行序列处理。如对人体知识的链接过程中,传统的方法是根据身体部位的不同把人体分成几大块,对应不同学科和相关专业,然后对这些相关专业的知识进行点对点链接。而大数据的方法是通过人体的骨架,让用户点击不同器官,来发散式调阅与器官相关的知识内容,实现丛式链接。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丛聚分析和离群粒子检测是主要分析方法。丛聚分析即是将大数据分成各个丛,丛的内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丛之间相异。离群粒子是指异常于预测的行为点。丛聚方法也称为数据密集型模型方法,它是通过数据分析找出数据中的规律和共性,形成人类行为的等级体系和要素流动的数据模型或潜在模式,对未来进行预测和政策支持。
  在结论论定过程中,尽管大数据方法以数据统计为基础,但它不等同于传统的数据统计方法。统计模型是验证驱动,即先有构想,后通过数据模型来验证。大数据模型是无先在的设计,完全是数据驱动的经验模型。大数据方法也不同于计算机仿真,仿真是根据模型演绎结果,而大数据是依据数据形成模型。大数据方法属于归纳方法,预测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并不具有因果关系,不需要与演绎系统进行对接,是一种丛聚的相关关系或类比关系,因此,结论并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在知识新编过程中,大数据改变了人类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在中医药的研究中,中草药的分子化水平研究始终是中医药科学化的重要一环,但要概全中草药配方中的品种和含量这两个重要参数的所有排列组合,在传统方法看来是不可能的,只有大数据才提供了这种数据处理的可能。同时,中医药的大数据分析,除了可以帮助中草药形成更好的知识系统外,还可以对传统的中医遗产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将与中草药相关的各类知识,如民俗学、地域学、人类学、遗传学、政治学,聚合到一起,形成知识生产的丛聚模式。
  在知识集成中,新一代大数据知识库不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它能自动搜集互联网的信息并将其打成一个“事实”包,它是以“事实”为处理对象的知识库,而不是传统的以“数据”为对象的数据库。这种事实库的知识集成系统所达到的广度和精度,不仅能够达到机器人或手机等机器智能迅速理解人们对其提问并做出客观回答的基本要求,还能够以新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人类的知识史和思想史将会呈现新的解释框架。事实库的技术原理在于对大数据的理解不仅把众多的数据采集和扩展到一起,更在于把网络浅层下潜藏的数据挖掘出来,将沉寂的原始数据激活成新的知识片段,并转化为更事实的“事实”,或被称为“可信事实”。因为,事实是由大量疑似事实相互映照和作证的,事实就是大量显在和潜在信息的丛聚。
  丛式的知识传导和认知方法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进入知识爆炸时代。可以说,未来哲学最具有生命力的领域乃是认知方法的现代化,人们需要以全新的姿态和心理转换来适应知识的“扑面”。这种撞击型认知模式为人类文明的飞跃和哲学范式的升级创造了巨大的空间。然而,丛式爆炸的含义不仅在于知识内容的庞杂和发散面的广泛,还在于人类从确定性求解型向亚确定性求解型的转变,人的主体感性受到了难以释放的挤压,也失去了敏感性。
  五、娱乐生存论
  主体的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启蒙运动一夜之间的翻转。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实现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人在劳动中的对象性和在自觉的目的性二重化中产生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劳动产品的过剩使人获得了闲暇的自由,闲暇和娱乐既是对劳动本身的补给和外化,也是人成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中介。也就是说,闲暇和娱乐使人从“物的方式”服从于“人的方式”,是人的主体觉醒的高级形式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环节。大数据时代给予主体更大范围、更多维度和更深层次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社会交往的频繁、数字化的虚拟存在,使人类失去了安全感和存在感,娱乐成为生活的“种子”孕育和产生了虚无的自我实现和虚化的人的紧密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生存基础也从社会劳动转变为大众娱乐,劳动共同体演化为娱乐共同体。关心娱乐、享受娱乐、报道娱乐、论战娱乐,成为精神黑暗的虚无世界的集束光。大数据时代,是人生活空间自由扩张的时代,但也是人失去自由的时代。不仅名人没有自由,普通人也失去了自由,对名人私生活信息的被动接收、评价、传播和渲染占据了普通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情绪。各种名目的排行榜看似严肃,实则都包含着娱乐元素与气氛。中国十大谎言排行榜、中国历史十大红颜祸水排行榜、中国十大美女城市排行榜、中国大学校花颜值排行榜、全球女性胸部大小排行榜等各种生活类实则娱乐化的排行榜,每天都在占据大数据发布的醒目位置和主要内容。数据是娱乐的数据,娱乐成了数据的舞蹈。
  娱乐生存论塑造了全球化意义上的时代精神,腐蚀了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内核,使人的本质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轻浮,也让未来哲学的现代化之景黯然失色。
  六、西化价值论
  近代西方的文明成就铸就了西方中心论,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曾断言过,西方人种在智力上和意志上强于东方人种,特别是强于中国人。在西方人看来,尽管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但那不过是暗淡的黄昏,并不能持久,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中缺乏一种自由意识。时至今日,虽然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都难以达到的成就,但西方中心主义始终在包围和歧视中国及其他未能亦步亦趋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分工以及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市场平等竞争机制下,人类行为更加趋同,西方中心主义因此受到极大消解。
  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又获得了加强。西方国家利用数据技术上的历史优势,掌握了数字化时代大数据生产和传播的发布权、主导权和控制权,进行文化价值的渗入和固化。美国国务院发布《国别人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状况更趋恶化。④英国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自2004年以来根据学术同行评价、教师论文被引用次数、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比例、师生比例和学生就业评价等六方面指标对各国的高校进行排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用教学、科研、知识传递、国际视野四个方面的13项指标进行综合排名,衡量大学综合实力。它们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名。这些排名都把英美国家的大学排在最前面,看似科学、系统和复杂的指标评价体系其实只不过是把对西方有优势的影响因子给予更高的权重而已。这些评价机构利用传统优势争取和巩固西方主流价值的领导地位,具有很深的意识形态意蕴,即利用无意识的数字进行有意识的干预。“中国人不幸福”――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和咨询公司“健康之路”2014年9月16日公布一项对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幸福感排在第90位,落后于印度(第71位)。从整体上看,美洲和欧洲国家的人口幸福感最强。⑤此次排名是从生活目标、社会关系、居住社区、财务状况和身体状况五个方面的因素得出的整体排名,此排名从西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准则出发,设计试图世界化和普遍化的生活标准,从生活习惯和社会心理上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地位。香港“占中”后,西方媒体非常兴奋,想象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众多媒体将其称作“颜色革命”的香港版。英国《独立报》称之为“雨伞革命”;英国《每日电讯报》则渲染这场“雨伞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已不再是初起时的公民抗争,而是革命;法国《解放报》则发挥成“香港所谓‘雨伞革命’可被称作‘香港之春’”。⑥这些评论都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在线传输到全世界。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制作和传导,西方霸权主义被充分展示在世界公众面前。
  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局面,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及其这个国家的个人需要依赖于整个世界。西方国家按照自我的价值构成规定世界的社会秩序和标准,裁剪符合自我价值实现的数据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抢占先机。同时,发展中国家中也有一部分人迷信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形态和大数据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西化价值论遏制了世界文明的平等性交换,危及了后发国家在哲学思维上的创造和传播,但抹杀不了时代的精神力量。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大数据制控能力的增强,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全球意义上的价值共享与互映的文化批判时代将会到来。
  本文得到长沙理工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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