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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_炎黄文化散论

来源:历史论文 时间:2018-04-26 点击: 推荐访问:炎黄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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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黄文化的人格化代表炎帝、黄帝,本是古史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不见于甲骨、金文,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里也不见踪迹。他们的形象,成型于汉代,距今不过两干多年。本文探讨炎黄文化的原始依据、象征意义与研究路径,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教。
  一
  依据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炎黄二帝不过是汉人建构起来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古史序列里一系列人物中的两位重要角色。从文献学角度看,有关炎帝、黄帝生平事迹的文本记载,非常散、乱、杂,少量出现于先秦时期,绝大部分出现于汉代及以后。
  出现于先秦时期的有: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据说为左丘明撰的《国语?晋语四》称:“昔少典氏娶于有峤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成书于战国时的《易传》系辞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出现于汉代及以后的有:
  贾谊《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飘杵。”
  皇甫谧《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日任姒,有峤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日魁隗氏,又日连山氏,又日列山氏。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绎史》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淮南子?修务篇》:“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搜神记》卷一:“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
  《水经注》:“神农既诞,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水动。”
  王符《潜夫论》:“神农是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日阿女,生帝颛顼。”
  《山海经?西山经》说,黄帝住在昆仑山:“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有鸟焉,其名日鹑鸟,是司帝之百服。”
  《山海经》还记载,不仅治水的鲧是黄帝的嫡孙,颛顼是黄帝的曾孙,“绝地天通”的重和黎是黄帝的五世孙,而且犬戎、北狄、苗民、毛民等荒蛮之民,也是黄帝的后代。
  东晋王嘉《拾遗记》:“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据说,黄帝与炎帝之间发生过惨烈的战争,双方直战得日月无光,最后炎帝溃败,向东南方转移,渐与东夷、苗蛮集团融合。炎帝流落东方,其后裔蚩尤是东夷集团里十分枭悍的一支。蚩尤犯上作乱,驱逐了炎帝,仍不满足,还想夺取中央天帝黄帝的宝座,率领部下向华夏集团掩杀过来。黄帝在“涿鹿之野”布下阵势,与蚩尤决一死战。会战之初,黄帝并不占上风。后来,他依靠臣子“风后”制造的指南车,突破蚩尤的弥天大雾阵,又调来“旱魃”和“应龙”,制服了蚩尤手下的风伯雨师,又杀死雷神,抽取其骨为槌,猛击夔皮大鼓,“声闻五百里”(《山海经?大荒东经》),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溃不成军。黄帝抓住蚩尤,在黎山之丘将他处死。蚩尤戴过的枷锁,被抛在大荒之中,化为一片火红的枫树林。
  到了司马迁的笔下,黄帝成了炎帝的哥哥,还有了系统的五帝序列。司马迁依据《世本》《大戴礼》,排列出“五帝”顺序,即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他们都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的地位,显然居五帝之首。炎帝是他的弟弟,颛顼是他的孙子,高辛是他的曾孙。夏、商、周人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系。夏人的始祖是治水的大禹,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的始祖契,相传为简狄吞食玄鸟之卵而生,这简狄原是黄帝曾孙高辛的次妃。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姜螈脚踏天帝的足印而怀孕所生,这姜螈正是高辛的元妃。正因为如此,黄帝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但是,与司马迁说法不同的是,稍晚的孔安国、皇甫谧则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吴、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而根据《白虎通》《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炎帝又称太阳神、神农,与他的玄孙火神祝融共同治理南方一万二千里的地方。班固称“教民耕农,故号神农”。他的出现,应在黄帝之前。
  从以上原始的文献看,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其一,先秦时代关于炎帝、黄帝的记录,都很简略,也没有什么生动的形象描绘、故事情节,而汉代以后的记录,则越来越具体、丰富;其二,最早出现的炎帝、黄帝形象,基本是历史人物的做派,越是往后的记录,神的意味越浓。
  炎帝、黄帝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人物。他们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地位、作用,也是通过人为的建构而显现出来。关于这方面,比较权威的背景说法来自徐旭生先生。他认为,传说中中华先民的部落联盟,最著名的是华夏、东夷和苗蛮集团。(《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东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部又分为黄帝、炎帝两支。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传说中的太嗥、少嗥,以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属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还有三苗、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
  根据神话传说的记录,炎帝败于黄帝后,退向东方,渐渐与东夷集团乃至苗蛮集团发生关联,于是,炎黄二帝的活动,就与整个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及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三大部落联盟集团均发生了关联。特别是炎黄二帝“出生”于华夏集团,而华夏集团本身又被认为是中华先民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所以,炎黄二帝非常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领袖人物,成为远古文化创生的神格化兼人格化代表。
  二
  其实,黄帝与炎帝谁先谁后、是否兄弟关系,究竟曾在什么地方有过什么具体的历史活动,有哪些行业或产业工艺技术方面的创造,炎帝与神农究竟是否同一人之类的问题,并无太大的学理价值,也不可能寄希望于考古发现或者出土文献加以证实。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世界各民族没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于世。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绝非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生命个体,而只是承担着一定历史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我们今天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但是在上古神话里,炎帝和黄帝都是少典的儿子。为什么我们不说中华民族是少典子孙呢?这主要是因为,经过两千年的积淀,在炎帝、黄帝这两个人物身上,已经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并且体现中华民族艰难创物、繁衍生息、曲折前行的文化信息,而少典的形象,则过于苍白、单薄,无力承载历史文化的象征价值与意义。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规定和限制,中华先民很早就以农耕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产业。农业的发生、发展,无疑经过了漫长的从自然摘取到人工种植的摸索、改进过程,绝非哪一个人的天才发现。但是,在神话传说里,农业的发明被故事化地落实到炎帝头上。“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天雨粟”“丹雀衔九穗禾”之类的情节,正表明农业的发生实际脱离不了自然条件下植物本身生命过程的启发与赐予。褪去故事里的神秘色彩,我们从炎帝身上看到的是中华先民向自然学习、因地制宜、顺时而为、智慧创造的伟大精神。
  与此同理,中华先民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探索与发现,也被浓缩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之类的传说之中。远古时代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产劳作,致使中华先民时时须与疾病顽强抗争。在这一过程中,尝试选用自然界的不同材质作为抗击病痛的药物,是无数懂医术或者不懂医术者的选择,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希望、失望乃至付出生命的惨重代价。所有这一切从逻辑上完全可以推断出来而又没有实际事实依据的历史过程,被艺术化地体现在“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中。神农不顾生命危险,探寻治病药物的感人事迹,其实不过是无数仁人志士舍己为人牺牲精神的集中体现。
  商业贸易、交通运输是人类文明生活的必需行业要求。中华先民在这些方面的探索过程,在神话传说的世界里,表现为炎帝、黄帝以及尧、舜的个人创造。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易传》的众多作者确实无法准确描述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的创生细节,更是由于古代史家为“英雄史观”所左右,习惯于将人民大众的历史功绩落实到个别的精英人物的头上。
  如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演进历程一样,中华先民在社会建构方面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再到国家这样一个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转化的进步过程。从文献典籍记载的情形分析,炎帝、黄帝的政治身份,大致对应的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部落联盟是有血缘关系的各部落结成的共同体。在远古时代,由于生存竞争的压力,部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即便是像炎帝、黄帝这样有着相当亲密血缘关系(文献里既有“同母异父”的说法,也有“同父异母”的说法)的兄弟之间,也免不了兵戎相见。炎帝与黄帝大战于“阪泉之野”,以及后来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都是同样性质的战争,本来与道德无涉。因此,“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与炎帝“有圣德”之间的矛盾,也就失去了辨证的必要。再说,战争本身就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是和平地进行经济贸易乃至民族融合的必要补充。因此,尽管“血流飘杵”记载略显夸张,但是它并不影响“血浓于水”,“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中华民族大义彪炳于千秋史册。
  三
  在厘清了炎黄文化的原始依据和象征意义之后,再来讨论研究路径问题,我们的思路就会更加清晰。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炎帝、黄帝绝非中华民族的始祖,而只是上古时代中华先民筚路蓝缕、创造世界过程中重要阶段的神话代表人物。他们所对应的时代,大致相当于从远古直到氏族社会的晚期。
  其次,既然炎帝、黄帝是神话代表人物,我们的研究就不应该把他们视作曾经真实地存在于某个时间或者空间范围内的确实的生命个体,进而试图精确地描绘他们的相貌,考证他们的籍贯,确定他们的活动遗址,更不要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就是他们的多少多少代后裔。裘锡圭先生就说过:“现在社会上有信古倾向。祭黄帝,祭炎帝,找这个的陵墓在哪儿,那个的都城在哪儿,尽可能把他们讲成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学术上使用‘五帝时代’这种术语,危害性很大。”(《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41页)
  再次,这样认识和处理炎帝、黄帝的身份、地位,并不是否定他们在辉煌的中国文化史册上的影响,而是将我们的研究置于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基础之上。
  最后,以炎帝、黄帝命名的炎黄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巨大深刻的包容度和辉煌灿烂的象征性。在“炎黄文化”这一概念的统摄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系统整理包括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在内的本民族文化的远古遗产,考究中国文化总体构架之下各区域性文化的特性及其相互交融的历程,探讨中华文化持续演进、历经曲折而不曾断裂的奥秘,并在此基础上凝聚、提炼、升华炎黄文化的不朽精神,鼓舞今人,克难奋进,和平发展,刚健自强,协和万邦,慨然屹立于环球民族之林,迈步于世界大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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