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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历史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来源:历史论文 时间:2018-05-02 点击: 推荐访问:中国近代历史演变逻辑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沿着开明专制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学”、“马学”和“中学”的相互冲突和交融中,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历史必然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未来中国道路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继承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吸收资本主义精华综合创新。
  【关键词】中国道路;发展模式;权威体制;渐进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5―0051―06
   自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以来,“中国道路”①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中国道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内在逻辑是什么?对此,国内外学界可谓见仁见智。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形成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具体产物,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这一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85 因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中国道路的历史嬗变及其内在逻辑,并论述其发展趋势。
   一、中国道路的历史嬗变
   1840年前的数千年中,中国运用自己原创的理论治理和发展国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套源远流长而自成体系的“封建主义模式”,将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鸦片战争以来,来自内外的严峻挑战使延续了两千年的古老的“封建主义模式”无可避免地破碎了。中国开始不断被迫或主动向外部世界学习治国之道,以摆脱危机,求得独立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0多年以来,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与挑战下,中国在不断选择和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经历了四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四次发展模式转换。
   (一)开明专制道路(1860―1911年)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面对来自内外的危机,开始被迫或主动向外部学习,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开明专制化过程。洋务派开启了中国开明专制道路的进程,大体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三个阶段。
   1.洋务运动阶段(1860―1894年)。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在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来自清王朝官僚士大夫上层阶级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质上是对当时的“西化”与“中化”之争作出折中调解。“中体西用论”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并不是完美无缺,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
   2.维新运动阶段(1895―1898年)。甲午战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推行政治改革运动。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现国家富强。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强烈抵制,以维新派流血失败告终。
   3.立宪运动阶段(1905―1911年)。庚子事变后,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此时开始的清末新政,为时已晚。政权的合法性己经动摇,并且新政选择了高风险的激进立宪制度,王朝终被革命推翻。[2]
  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清末立宪运动,是从变革技术到要求变法,从器物层次上升制度层次的有限变革。中国试图走开明专制道路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由于晚清新政的失败与清王朝的崩溃,中国最终并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政体的成功转变。
   (二)资本主义道路(1912―1948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帝制,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西方,输入了西方的各种思潮,确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度。中国全面学习西方,试图寻找中国式发展道路,但始终没有跳出资本主义模式。这是一次重大的国家结构模式转换,可分三个历史阶段。
   1.多党议会民主阶段(1911―1913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把它当作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社会、文化、经济与思想条件,政治上党派林立、派系纷争,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发生了宋教仁的血案。同盟会掀起二次革命,遭致袁世凯镇压和解散国会。总统独裁的出现,宣告了多元民主政治的终结。
   2.军事强人阶段(1914―1927年)。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时期的军事强人式权威主义的模式。袁世凯企图推翻共和制度建立帝制。1916年终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众叛亲离、一命呜呼。此后北洋派分崩离析,形成直系、皖系、奉系等派系为首的军阀势力。中国陷入国家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和社会失序的局面。
   3.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阶段(1928―1948年)。1927年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破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逐渐转向统制经济和军事集权道路,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了“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这是一条以城市为据点,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效仿德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这个模式具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特征。通过新型军事力量、“类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体制、三民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了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通过战争建立了“党国权威主义”体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21年统治。由于国民党始终未能有效解决其内部的派系主义与山头主义问题,难以克服腐败顽症,内部涣散与糜烂,终致国民党政权大失人心而被历史抛弃。[3]
   (三)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8年)
   1927年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共产党转向以农村为根据地进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验。这是一条以农村为据点,代表工农利益,效仿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标志着中国发展道路又进入一次全面大转换。“这次模式大转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体系对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国际斗争在中国的鲜明反映。”[4]111在新的国际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仿效苏联模式,力图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格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加指令性计划加有限市场加中央集权现代国家结构。这种发展道路就是脱离资本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式的体制与文明予以全盘否定,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和科技等各个部门推行苏式的制度。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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