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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革命背景音乐]国族革命背景下女性报刊出版景观

来源:文学论文 时间:2018-05-04 点击: 推荐访问:报刊辛亥革命

  摘要:《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于1907#-,杂志主编燕斌以“炼石”为笔名,寄寓她试图在危难之时拯救国族,唤醒女性参与开创新世界的愿景。《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立及其传播的女权思想,与国族革命息息相关,虽然最后因办刊经费不济停刊,但该刊以国家富强为宗旨,以国族叙事为特点,并以其立意、论述和较为广泛的发行而影响一时。关键词:《中国新女界杂志》;燕斌;编辑出版;国族革命
  1907年2月5日,有“女学门界之大王”美誉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由燕斌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刊(图1)。清末民初知名报人陈志群在《神州女报》发刊词中,将《中国新女界杂志》与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刘师培、何震夫妇主办的《天义报》形容为“鼎立而为三”,可见其重要性。杂志倡导女性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文明、开办印刷所,月发行杂志约五千余册,是研究晚清女权思想传播和女报出版历史较为重要的文献。本文以新发现的第六期孤本和已经公开出版的第一期至第五期杂志为研究对象,勾勒《中国新女界杂志》主编的生平、著述与思想,并简述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以探究晚清女报出版和女界革命
  一、国族革命:杂志创办的时代景观
  《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之时,清廷正处于日薄西山、风雨飘摇的境地,国内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学生群起留洋,时代风向瞬息万变,各种宣介新思想的报刊和社会组织纷纷成立,有学者赞道:“1907年确可谓中国女报的黄金时代,其异彩纷呈令人惊叹”。
  相较于以前的王朝,清代妇女的地位及其生活尤其卑下扭曲,1894年甲午战败后,有识之士呼唤改革妇女命运、促进民族整体强盛的呼声日益高涨。教育史家陈东原在其专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写道:
  宗法社会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妇人不过伏于人罢了;人就是第三者,是他人,所以妇人是伏于他人的;夫人是扶助他人的,自己没有独立性。……由于这种观念,所以女子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
  “妇者伏也”,妇女不但是第二性的,她们有时甚至是无人格的,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大抵如此。于是,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往往承受着奴役、贞操和缠足等有形或无形的束缚,而且这种束缚到了有清一代,积弊日深,表现得更为剧烈。中国的女权运动一开始就和国族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大失败,再次警示了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意识到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男子且不保”,妇女哪可凭依?!只有女性和男性一道奋起,不但使二万万女性同胞成长为“新国民”,更可以推动全体四万万同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妇女运动肇始于甲午战争的战败,于国家倾覆、民族衰亡之际,发起妇女运动,希望救国家民族于水火,才是20世纪初女界革命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发其先声的报刊宣传则往往集中在东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日本和中国对外开放最大的口岸,西方思想密集传布,现代报刊杂志林立,各种新兴思潮含蕴涌动;另一方面东京和上海是20世纪初期中国留洋学生的集散地,有许多排满革命或者女权革新的机构、组织。
  有数据显示,《中国新女界杂志》出版前夕的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近8000名。在这期间,女界书刊报纸和社团组织群起。经笔者统计,从1898年由康同薇等人主笔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至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这十年间,各地陆续出版的中文女性报刊约有18种之多(详见表1),其中在东京和上海创刊的最多,各有6种,其他如北京、广州、番禺等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各有若干。
  这些报刊有些开风气之先,影响海内外,如1898年诞生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其主办方为康有为和梁启超支持的中国女学会,主笔包括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以及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等。1899年,16岁的陈撷芬创办《女报》(后易名为《女学报》)并在日本加入横滨“三合会”;1904年,丁初我创办《女子世界》,希望借此伸张女权、普及女学;秋瑾先后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共爱会,190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又出版《神州女报》;1906年,李元组织了“留日女学生会”,燕斌、唐群英任书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翌年燕斌等创办了《中国新女界杂志》。
  二、补天之志:主编燕斌及其编辑思想
  《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主编、发行人兼主笔燕斌原籍河南,生于1870年。创立杂志是在她去日本留学的第三年,当时她37岁。关于她的生平故事,现存资料不多,不过就她自述可知,她也许出身官宦家庭,幼年随父在桂林长大,自小接受良好教育。燕斌还自述了一件她十几岁上学时发生的小事:“十余岁时同窗课读,每披阅史鉴,同概人事之不平。读大家《女诫》,尤窃相议之,以为女子亦人类,何卑弱乃尔。或谬乎?以质悖德公,每遭呵责,谓小女子竟诽谤古人,遂不敢明言。然他年提倡学说,扶植女权,为女同胞谋幸福之心,自此已盘结于脑际矣”。改良积俗、还权于女性,这样的志向和抱负深藏在燕斌心中凡二十年,她终于在主笔杂志时一抒胸襟。
  1895年,25岁的燕斌离开桂林。那个时代的女性在这样的年纪远行,多数是婚后随丈夫迁居。尽管具体的故事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燕斌在去日本留学之前,曾经追随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廖太夫人邱彬忻学医。邱彬忻于1904年在北京宣武门外珠朝街寓所开办凉师女学卫生医院,1906年组织成立中国妇人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性质的近代女性救济团体,其宗旨为“凡属公益之举、急难之事,本会当力谋所以扶助救济之道。隐然以赤十字之苦心,为进化合群爱护同胞之表现”,当时影响很大。中国妇人会在北京设总会,在天津设立北洋分会,在上海设立南洋分会,1907年由燕斌在日本组织东瀛分会。
  1905年,燕斌35岁,她在一个并不年轻的年纪远赴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同仁医院学习医学。同仁医院由日本同仁会于1906年2月开设于早稻田大学,办学主旨为“为清国留学生之将来,愿充医师、军医、药剂官、药剂师,教授医学以期速成”,开始只招收中国留学生,自1908年夏增招日本学生,并修订“学校规则”为“本校直接的事业是医学教育,但其精神却是以协助母会推进东亚的文明为己任……定能协助我帝国的发展”。实际上,这所学校已经由一个向中国传输医学知识和教育的民间机构,逐渐转变为一个协助日军对外扩张侵略的医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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