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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存在什么问题_方法与存在

来源:文学论文 时间:2019-01-07 点击: 推荐访问:方法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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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即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即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作为本体论的存在我们理解上是不会有困难的,可以极简地指认:存在即现实。当然从哲学本原看存在的形式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形式。那我们是否可以推断时间和空间就是我们的现实形式呢?它是否是现实唯一的决定形式呢?似乎又不能这样等同地逻辑结论,因为现实毕竟包括许多复杂的质料内容。这也决定了存在是复杂的。我们如何揭示生存之复杂的本相呢?存在是自身的显示,是显示的现象学,可是并非所有人能发现这些存在显示,因而产生了讲述,产生把“自然之声告诉你”的人。
  舒文治把自己变成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远离家园的一种特别状态下,父亲给自己的孩子大虫、小虫讲故事。那么父亲讲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呢?由我捐款8万元,引来本届家长委员会共捐83万元。马老师布置的作文:我的一份揭发书,引导学生检举。罗同文嘲讽老师贩杉木,回叙家族史。马副校长给大虫、小虫讲俄罗斯套娃。我和林总套购生态农庄,父亲和小虫讨论悖论:无穷大。林总用清都水泥厂“退二进三”的土地贷款1.5个亿,把我的数千万元套牢……这些故事就是我们的现实。现实中所发生的生存本相,它们之间有着隐密的关联。
  这些生存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其一,事物总是层出不穷的涌现。即所谓有发生学,便有发生的演进,事物总会是推导式地出现,没完是存在的继续。其二,如今的生存事物总是相互关联相互缠绕着,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恶性纠缠。其三,各种事物的性质总是相互转换的,捐款是好事结果变成了贪财,套购农庄、投资贷款等无一不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事物的常规变成了事物的悖论,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人是存在,却扭曲了存在,可见在今天人的存在不是完全算作本然的因素,因此而改变了存在的性质。这一切都是现代性在作祟,在现代性中我们异化,自我变成他者,任何一个的人都被认为任何社会的一个人,任何社会都是整体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展现社会的每一个时刻中的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社会的象征。异化“这还是主体的想象,即使是历史的主体亦然。主体不必重新变成一个整体的人,他用不着找回自我,如今他必须自我消失”。①今天的社会使人异化为非人,人不能作为自身的主体,母亲、大虫、小虫、姚敏、马如飞、罗同文、胥一鸣、林总、郑总每一个都在这种现代性中异化。每一个人都是生产者,也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到社会生产的游戏中去,他们生产的什么呢?他们没有生产具体的物、粮食、果品、林木、箱包,他们不是具体物的生产者,他们是生产关系,各种各样相互缠绕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核心是权力、经济与性。注意这三个符号都不是具体的物,是抽象的,是种抽象的现实,又是有伟大的能动力量。这些东西在现实中又是极其真实的,触手可摸,现实总是制造着这种大量的真实并给予巨大的幻觉,真实在进行拟像积累以对抗灭亡的场所。没有比这更坏的地方。“有时让现实充满魅力的东西,能让真相充满魅力的东西,就是这背后所具有的想像性灾难。你能相信像权力、经济、性等这伟大的现实的玩意儿,如果没有文化的迷惑力,它们能支撑一会儿么?这种迷惑力正是来自相反的镜像,它们在镜中相互反射,进行着持续的转换,享受着感性的体验,感受着灾难的迫近。”②这里,波德里亚革新了一个概念:诱惑。诱惑成为始作俑者,每个人都成了各种诱惑的俘虏。套娃中的系列人物无不是诱惑的结果。马如飞组织捐款,林总贷款里面都藏着巨大的金钱诱惑。一个小小学校,在家长委员会中捐款,其人员都是按权力和金钱的大小及多少来排序,让所有交错的权力相互发生作用,这种权力效应也正是权力诱惑。姚敏不也是作为一个性的符号发生诱惑么?由此可见,诱惑是一个贯穿又具有更大抽象能力的词。诱惑刺激欲望,刺激着生产。波德里亚说:“诱惑比生产更强大,也比性欲更强大。永远不要将诱惑与性欲混为一谈。诱惑并不是性欲的一个内部过程,人们通常会将性欲压制在过程中。诱惑是一个循环和可逆的过程,是挑战、竞价和死亡的过程。”诱惑是非性欲的看法而作为一种生产过程中的动力结构,这个意见是精彩的,不然我们无法看到权力、金钱、性为什么会无限扩大而产生巨大能量。“诱惑过程与生产和权力过程的交织,任何不可逆过程中一丝可逆性的出现,这正是我们需要分析的东西。”诱惑生产与权力、金钱、性的关系既是一种正比,也是一种反比,它们既形成生产动力又形成干挠和破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生产总试图消灭诱惑,以便能自我建立在唯一的力量对比的结构上——在任何地方,性的生产也试图消灭诱惑,以便能自我建立在唯一的欲望关系的结构上。只有我们看清了小说中的欲望结构,才能清楚地把握小说故事的系列生产,才能看清楚每个故事后面又都潜伏着灾难性后果。这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巨大的权力、经济、性的链条中生产的能量,既有可能推动社会发展,又有可能毁灭个体自身。诱惑在生产中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一种双刃剑。
  这个套中套的故事以郑总口吻讲述,郑总被诱惑参予到这场经济骗术的游戏中,他自身在悄悄构成一种游戏悖论:我骗钱正好进入到我被骗的怪圈之中,我想获得并极力追求的正是一条破产的死亡之路,于是在悬崖之边他变成了智者,以离婚和破产方式保住家庭最后的利益。这个故事进入的套娃叙事正好让自己成为一个套娃的中介,我之内有多层套娃,而我之外又由多层套娃所套,套娃是一种方法和策略,而文本又实实在在变成了老郑的生存现实,套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现实存在。这样讲故事,方法和存在现实变成了互文,是一种同构,舒文治用了一个洋玩意儿:套娃策略。他说“套娃之外,还有更大的看不见的套娃。”由此衍生的引荐关系、借贷关系、合伙关系、利益关系,确如树缠藤,藤缠树,藤缠藤一般复杂难分。这是我们当今人际关系之中的生存现实,也是一种现实人事的表述策略,老郑明确地认知了:“套娃里那间最小的自筑囚室即是我的居所。”
  套娃是俄罗斯玩具,故事叙述的套娃分七层,共套七个小人,有男性套娃玛特廖什卡,女性套娃玛特廖什卡。这种玩具正好暗含了讲故事的叙述策略,即故事套故事的方法。这本是中国古典小说最常见的一种故事套盒方法,即一个母故事内延伸一个子故事,这种盒式故事有由大到小的套层,也有并列关系的故事套入更大层次之中。金瓶梅的故事便套入水浒传的故事。刘备、孙权、曹操三家的故事并列穿插套入三国演义之中。这种故事套盒在传统小说中是作为一种对象叙事,并不拆穿叙事目的背后的策略,有一个幕后隐藏。舒文治把这种幕后隐藏推到前台,使这一个套娃故事成了互文,成了一种元叙述,而且在这一套表述策略中植入了一个更隐形的策略:悖论。这个悖论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体的,几乎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这一策略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所有的诱惑都是后殖民性的,没有那种专制性暴力,你主动接受了权力、金钱、性的诱惑,这些致人死命的东西正是人们所热爱的,接受诱惑便是接受毁灭,因此诱惑有一种礼仪性的美妙,这是一种象征性事件,现代权力便是这种全新的软势力的诱惑,权力诱人真正体现了甜蜜暴力的本质。一切诱惑背后呢?是一个本体论的空缺,是一个虚无。最后一线希望,是一个乌托邦,一种想像域。这种象征的背后没有实物所指,是一种抽象。权力、金钱、性,对于郑总来说,或者还有马如飞、林总都是如此,他们都行进在诱惑的途中,他们力图触摸真实,现实的真实,而今天一切的现实,包括权力、金钱、性都是拟真性的,是一种超级现实,比真实更加真实的仿真,犹如一场梦幻。当权力、金钱、性结束之后便是一种本体上的空白、虚无,所以郑总走向死亡是必然的,“现实仅仅是死亡的物质,死亡躯体和死亡语言的囤积——废料的沉积。”这种本体上的灭亡最终了结躯体与语言上的讲述,套娃策略没有了,但它没有消失,它又会在下一个时空中由另外一个人去讲述。《游神》的故事正好是另一种补充。同时从林老师的质料看《游神》,又可以视为另一个小《套娃》。把一个故事分开讲述而讲述人依旧是郑总,不同之处变成了梦中或鬼域里的人向现实存在的复述。游神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性格叙事很好理解,不入俗流,不向现实妥协,这正好证明现实存在作为一种意义或者真理,有伦理和是非之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游神》尽管写得恍惚朦胧,却是一种摹仿论的传统写法;《套娃》尽管写得具体很实际,采用的不断分层的解构策略,却是一种语言性的表现策略。游神涂五岭一切乖张的行为让人不好理解正是他的个性所在,在所有的本能之中突出了他的“食”而淡化了“性”,这使得他和林老师关系也不好理解。由于人物的延续性使《套娃》和《游神》有天然的互补性,分则为两个故事,合则是有内在联系的系列故事。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讲故事的技法。从本体论讲套娃与游神都是存在,一种现实存在决定了故事的面貌,可是在文本中却是讲述方式决定了存在本相的特征,没有讲述便不会有这样解构式的存在。按说游神是一种模仿的存在,不是方法在起主导作用,或许结合套娃看文本的面貌又有所变异,因为《套娃》已整体地展示了存在的全部质料,《游神》的出现仅是重言或讲述。也就是说存在本相上我再重说一些它的局部,揭示出存在内部是相互重叠、相互纠缠的。只有相应的叙述方法才能有如此迷离复杂的存在本相,这就是福柯说的:“陈述总是通过某种物质的深度被给定的。”表明世界是本真的存在,但它在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存在的一切是叙述给我们报告的。在舒文治这儿讲述的存在是“推导式的,一个事件如何导致了另一事件,叙述揭示的是一种关系中的相连,(但)又是形象直观的”。③也就是说存在不是静止的固定物,是由讲述方法所给定的动态系统,这样就使得方法与存在二者是不可分的,没有本质主义的谁决定谁的逻辑。这是一种新的叙述观。再细致地深入,我们还发现舒文治的讲述语言是大有特点的,他使用的是一套表现性语言,铺张扬厉,语言的碎片四处飞溅,但又不断聚拢,不断扩散,有一种漩涡式的张力,并且穿越现实与梦境两界,但保持一种激越而持续的语言流,因而出现了这样的长句:“……收留了清都无数的喧哗与骚动阴谋与爱情歌者与醉汉诗人与小姐小孩吮奶和老人梦井鼠族穿梭和猫犬夜巡街树影子移动和牌匾连夜更换垃圾清运车隆隆过后洒水车哗哗奏乐……”数十字的长句不标点,如流水一泻而出。另有一些描写郑总的幻觉与冥想也都采用了想像性语言,听任时光挟带思维飞扬,语言纵横体验缠绕,甚至还有梦魇与鬼异。这时候语言的世界是方法的也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理解语言制造了一种存在,其实不是,今天的存在就是如此杂糅纷呈,梦幻错位。语言总是这样一种极限运动,结巴,断续,碎片,拼凑,使之成为一种语言流推向极端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状态,语言放纵到极至便是哑口无言,因为物已高度聚集,语言“在自身旋转掏空了自己时,语言才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④这又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词语破碎之处,已无物存在了。”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极至的运用。舒文治并把这种语言编织成一种讲述方式,构成了当代作家中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成功地运用了一种语言理论,即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理论。这个理论始于英国的奥斯汀,发展到今天几乎可以说是当代欧美作家最常用的一种语言手段,早有雷蒙德·费德曼的《要不要拉倒》,最近的有波拉尼奥的《2666》,创造了当代小说的一个特征。我们在说小说,也是我们小说在行动。不停地说不停地行动就是当代世界小说最大的一个特征。据我观察,舒文治并不知道这一小说态势,而他的创作刚好又暗含了这一现状。
  言语行为的小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发生了。言事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发生转换为事情的行动实际有两个侧面要注意:言事可以成,也可以不成,谎言之事同样如此,可以成,也可以不成。舒文治的这个小说便是例证。一方面我们言事,“套娃”与“游神”都在言事,仅仅是言事的人不同,文本是让郑总言事的。事成,是现实的终结形式,但有想象的;事不成,表明现实总是在过程之中,无论何种方式在读者那里事情行为已经发生了。另一方面是“成事”,事情行为是定性的,例如马如飞让我们募捐,这个募捐我们在言说时已经在进行,游神涂五岭所有的行为都是在郑总言说时已发生了。说故事便是保持已成之事的结果,当然结果也可逸出事外,成为一种影响。舒文治的施事,对文本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成为他人“实施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行为”⑤。例如,游神与林老师在水中的活动。游神救林老师便是实施一种行为,在郑讲述时正在发生。以言行事的小说,重在言语的讲述,可实质却落在事情的行为上。在舒文治这儿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以言行事之后的效果,他并没有言说事件的终结,终结作为一个端点,郑总会永远地继续讲述,或许下次又是另一个身份。林总不知所终,她会构筑新的可能性。生与死、现实与梦境的交混又使得“言语”与“事件”迷离莫辨,变化莫测。总之,舒文治的文本使言语的讲述与事件的发生,说故事的方法与现实生存的本相,个人潜能与社会关系均融合为一个整体,成为我们今天仿真社会的仿真图像。今天就是如此。
  略嫌不足的是舒文治的理性干预意识太强了一点,终于还是露出了一点痕迹。虽然今天是一个方法的世界,但每个人依旧是很感性地活着,存在本象仍旧是现象学的可以直观,组织化的干预使某种方法模式化,有一种与世界名家似曾相识之感。当然,《套娃与游神》并不存在,因为它本身便是中国的品种,仅仅是加以了改造。是的,今天方法确可以改造现实生存的本相。
  注释:
  ①[法]波德里亚:《游戏与警察》,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48页。
  ②[法]波德里亚:《论诱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74页。
  ③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商务印书馆,第84页。
  ④[法]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13页。
  ⑤[美]查特曼:《故事与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46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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