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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障碍者的特征]精神障碍者的污名与建构

来源:艺术论文 时间:2018-04-30 点击: 推荐访问:精神上的文化建构

  [摘要]精神障碍者是我国人口比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社会各界对于精神障碍者的刻板印象造成了其蒙受污名的现状。通过南京某精神病院和某康复中心的实地考察和对部分精神障碍者及其照顾者的访谈,关注精神障碍者的污名是怎样在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中被建构的,其自身又是怎样应对这样的污名,并对精神障碍者如何被社会更好地接受提出思考。
  [关键词]精神障碍者 照顾者 污名 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32-02
  据《南方都市报》从国家卫计委获悉,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者截至2014年年底达到429.7万例。①可以说,精神病患者是我国人口比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社会中绝大部分的常人群体对于精神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刻板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疯癫与污名
  现代医学对于精神病的诊断是:身体中的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现代医学认为精神障碍者必须依靠医生的帮助才有可能控制“病情”,但福柯于1961年发表的《疯癫和文明》向我们指出,我们现有的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噪音,真正的疯癫在缄默。
  欧文・戈夫曼构建了一种污名理论,用来解释污名者的低人一等和他代表的危险:我们有时会将基于其他差异的敌意合理化,并且容易在最初的缺陷之上再加上一大堆缺陷。精神障碍者由于他的非理性也会让常人运用各种各样的歧视来减少他的生活机会:精神障碍者是没有理智的,都会歇斯底里,鬼哭狼嚎,他们会伤害别人,却不受法律的约束。连带着,精神障碍者住的医院都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地方。
  本文以污名理论和三重建构理论为理论框架,运用了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在南京江东街道睿城社区精神病康复中心和南京青龙山精神病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将2名医护人员、3名患者家属、7名精神障碍者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采访。
  二、精神病患者污名的建构
  精神障碍者的污名是怎样被建构的?精神障碍者又是怎样应对这样一种污名的?我们按照欧文・戈夫曼对于社会身份的划分将普通常人分为“自己人”“明白人”和“局外人”三种类别,分析精神病人怎样在对自我的定义,与亲密他人的关系和与更大的社会的互动中自我建构这种污名。
  (一)自我建构
  “自我建构”最早由Markus和Kitayama于1991年提出,指的是个体在认识自我时,会将自我放在何种参照体系中进行认知的一种倾向。②精神障碍者在看待自己时,会服从于从外界纳入的标准,这使得精神病人对自己在别人眼中的缺点非常敏感,迫使精神病人承认,在某些方面他确实达不到常人的样子。于是,羞耻感油然而生。
  社工:“您想要出院吗?”
  患者1:“……(思考了一阵)住院有住院的好处吧,这里有人照顾我,比较安全,万一我发病了不会伤害到其他人,也不会危害社会。”
  污名会使精神病人产生羞耻感,认为自己是丢脸的。而自我污名化的后果更是会导致自我贬低。
  社工:“您觉得如果以后您出院了,生活在社区里,别人会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您?”
  患者3:“那肯定要防贼似的放着我啦。肯定觉得我是出来危害社会的。”
  (二)“自己人”与“明白人”
  “自己人”是和污名者承担着同样污名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他可以获得精神支持,得到安慰,如同在家一般自在,像任何其他正常人那样被接受。但是,住院的精神障碍者无法从同样生活在封闭空间的病友处得到帮助,很多时候可能交流都有困难。
  社工:“平时和病区里的‘病友’,除了会一起打牌之外还有别的交流吗?”
  案主1:“没有,我都是自己听我的收音机或者看电视。别的病区的人下楼放风的时候能碰到,但是不太说话。”
  “明白人”是在社会结构上与污名者有牵连的人,精神障碍者的父母,配偶和子女等拥有亲密关系的人。精神障碍者的污名会向这些关系密切者传播,就像是感冒病毒一样,关系越是亲近的人感染的几率就越大。2015年一项对广州市某医院住院精神障碍者的家属的调查显示,有感知病耻感(指妨碍精神病患者及其相关人员谈论亲身经历,寻求帮助的羞耻感和对歧视的预期感受)的调查对象占84.98%,绝大多数病人家属选择了对自己的亲朋好友隐瞒病情。不仅要承担被精神病人传染上社会污名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家属往往承担着很大的经济负担,拮据的日常,琐碎而繁重的照顾生活有时候能彻底压垮精神障碍者的家属。
  社工:“您是觉得他(病人)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吗?”
  家属1:“当然了,我现在每天看到他就烦,根本就不想管他,想把他送回青龙山(精神病院)去,省得在家里烦我…………有时候,他睡觉的时候,我恨不得杀了他。”
  精神病人污名的建构是社会各方面互动的结果。精神病人的配偶和子女由于沾染了精神障碍者的污名和其他因为照顾而导致的生活压力变得焦躁不安,精神障碍者“传染”给照顾者的污名又被亲人在生活环境中反作用于精神病人,加强了污名的影响力。
  社工:“和照顾叔叔(病人)之前相比,饮食、睡眠有没有发生变化?”
  家属1:“肯定有啊,胃口不好,不想吃饭,上火,晚上也睡不好,总失眠。”
  家属2:“感觉没有自我了,整天围着他转,没有自由。”
  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对于精神障碍者来说是另一种“明白人”。国外的研究证实,与患者接触是降低精神病公众污名最有效的途径。③
  张医师在南京青龙山精神病院工作已经七年了,小时候的她曾经来过青龙山医院,正好听见了女病人发病时的号哭,“非常凄厉”,从此就对精神病院产生了畏惧的心理。但成年之后,进入青院开始工作,张医师坦言“感觉这些病人有时候还蛮可爱的”,因为长期相处,病人和护士护工之间也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们能够舒适地面对这样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并且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   但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护工作为精神病院的代表,同时也象征着法官和父亲,包含着家庭、权威、惩罚的威信,对精神病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精神病院日常的工作中,医生和护工对精神障碍者的熟悉感和平常心之中并不意味着没有轻视,精神病人往往被认为是没有隐私、没有自制力的。医护人员对待精神病人(即使他们不处于发病期)和对待没有自理能力的儿童态度相似:“精神障碍者也会隐藏和伪装的,如果我们(护士)不检查督促,有的人就会自己偷偷减少用药,把药偷偷吐掉或者藏在舌头底下,这样等我们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已经发病了,而且性格大变。所以我们每天发药的时候都会看着他们吞药、喝水,再让病人张开嘴检查一下。”同时,采用集中化封闭式管理的精神病院又是更大的社会对精神障碍者的态度的代表,这对于精神障碍者的压力与暗示是不可小觑的。
  (三)“局外人”
  精神障碍者污名的建构首先离不开政策的影响。当代精神病院制度的存在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医疗手段,但也隐隐表明政府的态度。对于政府而言,把大的社会分成了两部分的人,常人和精神障碍者,而后者是需要被防范、隔离和医治的,最好能采用集中化封闭式管理,这样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更大的社会中,还有我们占了绝大多数,与精神病人所代表的非理性相对抗的理性的常人。对精神障碍者来说,我们是一群“局外人”,而媒体是民众获得关于精神疾病相关信息的最主要来源。美国全国精神疾病联(NAMI)对精神病患者和家属所做的调查显示,媒体是造成精神疾病污名的最主要因素。④媒体呈现的精神障碍者的刻板印象会加深民众对精神疾病的负面印象,而其对于精神障碍者群体缺乏声音会导致常人对于精神障碍者的忽视和冷淡,进而加深污名。
  三、精神病人对污名的应对
  那么,蒙受污名的精神障碍者是怎样对这样的处境做出反应的呢?
  服用药物是他所做出的直接尝试。很多症状在药物的控制下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使自己的缺点至少在表面上得到纠正。污名者也可以尝试间接去纠正其状况,比如私下里花费大量精力去掌握一些世人一般认为自己无法掌握的技艺,用一种不合常规的方式去解释自己社会身份的特征。江东中路睿城社区精神病康复中心的墙壁上展示着很多来这里接受社区康复的病人的画作,来这里的病人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也是作画。一方面,常人会因为原以为疯癫痴傻的精精神障碍者能够集中注意力认真完成一幅幅精细的作品而惊叹,另外一方面,还会有人因为作画的风格大胆用色强烈而仿佛窥探到了精神障碍者的某种奥秘一般发出感叹:“疯子和天才只有一线之隔。”
  大多数情况下,精神障碍者会选择忍受这样的污名。但是由于与别人的日常社会交往缺乏正向的反馈,污名者会变得压抑,困惑和焦虑。在一些社交场合,精神障碍者会预先采取防御性的畏首畏尾。
  社工:“回家之后有结交新的朋友吗?”
  患者:“还没有,他们都不愿意,不过我邻居对我还不错,和以前不一样了。”
  社工:“如果在社区有公益的社会组织活动,你会愿意参加吗?”
  患者:“我怕社区不接纳我……我觉得我在康复中心挺好的呀,和他们都熟,做志愿者我也愿意在康复中心,我可以教他们做面包。”
  在面对更广阔的社会交往时,采访对象出于对自身不被接受的担忧而选择退回了对他接受程度较高的、原来的社交团体。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抵御污名的方式,用对自己接受程度较高的团体――加入“明白人”和“自己人”的团体,使得在自己身边竖起一道保护墙。
  四、结语
  精神障碍者怎样被更大的社会所接受,我们认为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认为至少有四点需要做到:来自病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充沛的关怀,一份靠它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配套的社区医护服务,以及大众媒体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按照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描述的,理性者们对于疯癫者的态度,如难以捉摸的兽性一般暧昧。文明蔑视着疯癫,同时又向往着它,因为在理性之外才有自由――属于自然的、兽性的自由。怎样更好地接受这一份自由,使之与文明世界水乳交融,也是世人需要为之努力的。
  注释:
  ①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
  ②刘艳.自我建构的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1(12):427―439.
  ③Corrigan PW,Markowitz F,Watson A,el a1.An attribution model of public discrimination towards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J].J Health and Soc Behav,2003,44(2):162―179.
  ④王美珍.台湾报纸对精神病患烙印化之初探[J].中华传播学会,2004(03):6.
  【参考文献】
  [1](法)福柯(Foucault,M)(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09).
  [2](美)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徐岩,温佩佩.住院康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权力状态与自我污名[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4]王芳.郑瑞强精神病患者污名现象解析与去污名化策略探讨[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3(07).
  [5]尹广文.YIN Guangwen 污名与歧视:农民工社会身份的建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05).
  [6]王佳佳.媒体精神疾病报道的内容分析――以报纸报道为例[D].南开大学,2008.
  Abstract:Mental patients is one of the part of our population that can not be ignored.However,the stereotypes from all walks of society contribut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mental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stigma.Based on investigating and interviewing some patients and their caregivers in a mental hospital in Nanjing and a rehabilitation center,we want to know how the stigma of mental patients was constructed in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social relations,and how they deal with that. In addition,put forward our own thinking on how to make them more acceptable to the general society.
  Key word:Psychiatric patients caretakers stigma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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