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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或合伙人知情权的表述|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和主体资格的认定

来源:政治论文 时间:2019-05-21 点击: 推荐访问:股东知情权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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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公司制度中,股东权是公司权利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各项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但这项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在内容的范围和主体资格的认定上常常出现问题,笔者通过知情权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够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做合理的界定。
  关键词:股东知情权;知情权范围;主体资格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1)06-102-05
  严格地讲,各国公司立法中并没有“股东知情权”这一概念,它是对一组股东权利集合、抽象之后的理论概念。基于各国公司立法的精神,股东知情权可以界定为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的财务报告资料、账簿等有关公司经营、决策、管理的相关资料以及询问与上述有关的问题,实现了解公司运营状况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活动的权利。[1] 由于现代公司制度中所奉行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可能带来的管理层滥用职权的行为,使如何加强外部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和保护股东的权益,成为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而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对于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使得确认股东知情权并加强保护力度成为各国法律中的首要选择。
  一、股东知情权的内容范围
  在界定股东知情权的含义时,笔者列举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账簿等作为股东知情权的范围,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34条中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知情权的具体内容,[2] 但在现实的操作中法官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仍有所不同。那么,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到底应该如何限定才比较合理呢?
  (一)股东要求对公司的财务或资产状况进行审计是否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梁溪公司因作为太平洋公司和长江公司的中方股东,因太平洋公司和长江公司隐瞒公司巨额财产,侵犯了梁溪公司的知情权,遂提起了股东知情权之诉,其中的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接受原告安排独立的会计师对被告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审计,以查实被告公司整体资产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梁溪公司依据公司章程而要求对太平洋公司、长江公司的整体资产进行审计、评估,不在知情权之列,不予支持;再审法院认为,梁溪公司要求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接受其安排独立会计师对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全面审计和安排评估师对企业整体资产进行评估的诉请,法律对此未有规定。虽然长江公司、太平洋公司的股东在修订的合营合同中明确规定,“一方有权在任何时候安排独立的会计师对企业的账簿进行审计”。在章程中也约定:“合营企业每一方有权在任何时候自己负担费用聘用单独的会计师对合营企业的账簿和记录进行审查。”但股东并未约定对太平洋公司、长江公司可全面审计和对整体资产评估。所以该项诉请既无法律上的规定,又超出了当事人的约定,不予支持。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宋连仇诉南通海宏防治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一案中,在该案中,宋连仇作为海宏公司的股东,提起的股东知情权之诉中申请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一审、二审的法院均以“宋连仇要求对海宏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的请求没有章程依据,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股东知情权的范围”[3] ,对该项诉求均未予以支持。
  可见,在这两个案例中,法院对于“要求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的态度基本一致,均不认为其属于知情权的范围,对《公司法》第34条进行了严格解释。事实上,《公司法》仅在63条要求对一人有限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4]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要求强制审计的规定,笔者认为,《公司法》将审计内容排除在知情权的范围内,是平衡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后的结果,也即要在维护股东利益的“公平”价值和保障公司利益的“效率”价值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因为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审计,一般均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要求公司承担此项义务将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但是,如果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则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二)原始会计凭证是否属于知情权的范围
  《公司法》第3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第9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这两条仅规定了股东在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之后可以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那么,关于这一立法空白,司法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呢?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梁溪公司要求查阅长江公司和太平洋公司的公司账簿及其相关原始凭证,一审法官支持了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虽后来原被告双方都有上诉,此案也经过了再审,但是此项诉讼请求均得到了各法院的支持。
  金亚萍等诉诸暨市富林印务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案[5] 中,金亚萍、余龙敏、王林松三人对富林印务有限公司提起了股东知情权之诉,要求查阅“自2001年12月19日至今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及销售发票”,此项诉求也得到了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的支持,法院的理由是,“公司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帐和其他辅助性账簿,系连接财务会计报告合会计凭证的中间环节。公司赋予股东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权利的同时 ,并没有限制股东查阅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的权利,股东只有查阅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才能相互印证,才能了解公司的真是经营情况和相关信息……”;而关于查阅“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的诉讼请求在在陕西电缆厂诉山西瑞达电线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知情权一案[6] 中亦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由此可见,虽然我国法律未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了原始凭证属于知情权的范围,而且,部分地方法院已经认定了原始凭证属于知情权的范围,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施行)》第66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包括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利润分配表、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出具的审验报告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有权查阅董事会决议、公司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但股东处于损害公司利益的不正当目的的除外。
  而且,在我国的理论界,支持将原始凭证和销售发票作为股东知情权范围的亦不在少数。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立法目的上看,不查阅原始凭证就不能了解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这就违背了立法者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
  一般说来,要求行使公司会计账簿查阅权的股东一般是公司的中小股东,多不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急需通过查阅会计账簿的原始凭证来达到对公司高管的监督作用,因此,允许股东查阅会计原始凭证,符合设立账簿查阅权的立法目的。为使股东的张博查阅权行之有效,应当尽量扩张账簿查阅权的对象。具体来说,凡是能反映公司财务与经营管理情况的会计账簿以及制作会计账簿所依据的各种会计文书,(含会计原始凭证、发票、合同文书、纳税申报表、出口凭证等)都应该包括在内,只是股东的查阅需不以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为前提。
  第二,依照会计法的规定,会计账簿是依据会计凭证制作的,如果只允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而不能查阅原始凭证,股东无法将会计账簿与最真实的原始凭证相比对,则很难获得充分、真实、全面的公司各项信息,则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立法初衷也难以实现。[7]
  但笔者认为,这两点理由并不充分,主要论述如下:
  首先,根据我国会计法的规定及其实务操作规范,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以及会计凭证是彼此独立的概念。会计账簿的登记必须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财务会计报告则是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的。立法对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显然不足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股东享有的公司知情权层面上,股东有权查阅财务会计报告就当然包括财务账簿和会计凭证,或者查询财务账簿就当然将原始会计凭证涵盖在内。更何况从会计工作的流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机构和人员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以及有关资料编制记账凭证。根据审核的会计凭证依法进行会计账簿登记。[8] 因此,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账簿和会计凭证三者之间并非包容关系,其虽具有密切关系,但在会计法上则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所以,法律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并不必然推出法律允许讲原始凭证作为知情权的范围予以保护。
  其次,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股东可以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就可能会对公司的安全运营带来影响。退一步讲,即使股东查阅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是有正当目的的,允许股东在任何时间查阅原始凭证也会影响公司运营的效率,也可能会造成凭证的遗失或其他情况,这些都会对公司安全造成影响。将股东知情权作为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在法律中,并不意味着对公司利益的漠视。
  (三)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与他人签订的有关协议
  在余洪刚诉广西贺州市俊翔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9] 案中,原告余洪刚根据本公司的章程和《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要求查阅、复制俊翔公司他人签订的有关协议和文件。对于原告的诉求,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原告请求查阅被告俊翔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或者文件及经营管理文件,超出了《公司法》第34条规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和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相同,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可能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秘密,如果赋予公司的股东以查阅权,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所以说,将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协议排除在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外,符合《公司法》的立法价值取向。
  (四)股东知情权范围的扩张思路和特殊限制
  1、股东知情权范围的扩张思路
  正如蒋大兴教授所言,知情权的范围存在隐示即推定的边界[10] ,上述三个问题的讨论,只是基于个案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那么,在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上,我们应该遵循怎样的扩张思路,以便能在司法实践中有更合理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继续遵循我国列举式的立法模式,确定知情权的一般原则。
  第二,我国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会计账簿的查阅权,为了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权利,可以赋予一定持股比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账簿查阅权。
  第三, 《公司法》第34条、98条列举的范围中增加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
  2、股东知情权范围的特殊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笔者主张对股东知情权采取扩张的思路,但是必须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除了要在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中选取一个平衡点,使得能达到保护股东利益和保障公司安全运营的双赢结果以外,还需要注意股东知情权范围的特殊限制,也就是应如何理解《公司法》第34条中规定的“不正当目的”。
  《公司法》第34条赋予了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权利,同时规定:“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但在公司法的其他法律条文中,并未对此处的不正当目的作出具体的界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该原则的正确适用,有必要对不正当目的做一界定。笔者认为,对该原则的理解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其一,正当性目的,是指与维护善意的股东的利益直接联系的合理目的,即股东提出查阅的要求时应当怀有善意的、正当的意图,其所要检查的资料和他的意图是有直接联系的,并且在查询前应详细地阐述该意图。结合其他公司的案例,如调查公司的财务状况,调查股利分配政策的妥当性,调查股份的真实价值,调查公司管理层经营活动中的不法、不妥行为,调查监事的失职行为,调查公司合并、分立或开展其他重组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调查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证据,消除在阅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中产生的疑点等。其二,不正当目的,即股东权保护自身、行使对公司的监督、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之外的其他一切目的,诸如为公司的竞争对手刺探公司秘密,为了获得非与投资相关的个人利益,寻找公司经营中的细微技术瑕疵、查询与商业秘密相关联的公司财产、金融和盈利状况的结算和估价方法的详细资料等等,都可以认定为不正当目的。
  二、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
  从字面意思上我们不难看出,股东知情权的主体当然是股东,所以,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的认定就成为股东资格的认定,事实上,有不少案例中,股东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确认股东知情权来认定股东的主体资格,行使股东多方面的利益。那么,在股东知情权主体资格认定的案例中,股权转让后的股东、未行使出资义务的股东、股东退出公司后未办理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笔者从下列的案例中一一讨论。
  (一)股权转让后,原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在无锡梁溪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诉太平洋镀锌薄板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中,梁溪公司作为股东,要求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全部董事会决议、公司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此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其中除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以后,原告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东,所以不想有知情权以外,一审法院和再审法院均支持了股东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虽然原告在股权转让后即丧失了股东资格,但其要求行使担任股东期间的股东知情权应该得到支持。
  但是,其他类似案件的原告并没有像无锡梁溪公司这般幸运。在新《公司法》颁布后陕西省审结的首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陕西电缆厂诉陕西瑞达电线有限责任公司等股东知情权案[11] )中,在原告提出股东知情权之诉之后,被告认为原告在股权转让以后已经不是公司的股东,所以不应享有知情权。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二审法院认为,在电缆厂把全部股份转让后已经不是瑞达公司的股东,已经丧失了瑞达公司的股东资格,电缆厂在起诉时已经不具有诉讼资格,故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在聂世龙诉扬州东风汽车车身厂股东知情权案[12] 中,原告聂世龙在进行了股权转让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后,要求查阅其作为股东期间的被告会计账簿,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股东权利不能与股东身份相分离。股东转让了全部股权并办理变更登记以后,便丧失了股东身份,不再享有股东权,股东知情权也随之丧失,遂参照《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的争议焦点是一致的,即原股东是否可以查阅其作为股东期间的会计账簿,也就是说股东知情权是否随着股权而一起转让,最终的判决中,只有梁溪公司的诉求得到了支持,而在学理界,正如司法实践中一样,对这个问题也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
  (1)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股东知情权是基于其股东身份所产生的,具有身份权的特性,行使知情权的适合主体只能是具有股东身份的自然人和法人。股东退出公司,丧失了股东身份,不再对公司享有股东权,其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的权利也随之丧失;而且如果在此时仍允许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其他相关文件,可能会对公司的安全运营产生影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11月29日引发的《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认为“对于原告以公司原股东身份要求对公司行使其知情权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因原告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一)项之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由此可以看出,原股东无权行使其作为股东期间的知情权,但否定说认为如果原股东入股时认为公司隐瞒真实经营状况导致其股权出让价格明显不公的,可依法通过行使撤销权或对公司提出侵权之诉讼途径解决。
  (2)肯定说
  肯定说中有相对有权说和绝对有权说。相对有权说认为股东在股权转让后,只可以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会计账簿和相关资料;绝对有权认为,股东在转让股权后,仍有权查阅公司的一切财务会计资料,既包括股权转让前公司置备的财务会计资料,也包括股权转让后公司继续经营期间所置备的财务会计资料。如果仅允许转让股权的股东查阅转让前的财务会计资料,可能对其股权无法给予彻底保护。因为,公司可能在转让股权后采取备置虚假财务会计文件的形式,掏空公司资产,此时,即便保护了转让股东的知情权也将会使判决难以最终执行。因此,转让股权的股东对有权查阅其转让股权前后公司的一切财务会计资料。[13]
  笔者认为,在公司营运的实践中,由于股东与公司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股东在其具备股东资格期间可能并不掌握相关信息,或者并没有认识到其权利受到损害,而在其丧失股东资格以后发现其原有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即有行使权的必要,否则其权利即无法得到保障。如果原告行使知情权的目的就是认为其原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在执行中被低估,所以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及其账簿,如果否定其权利,则其请求保护其他权利的主张也无法实现,对原告是不公平的。所以,应当允许原股东在股权转让以后仍享有知情权,但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笔者认为应该坚持相对有权说的学理理念,只允许原股东查阅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公司章程、会计账簿和相关的会议决议等。
  (二)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享有股东知情权
  在宋连仇诉南通海宏纺织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案中,并没有出资的宋连仇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公司财务资料和股东会会议记录。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所以,对公司出资是股东的基本义务,股东出资是其具有股东权利的必要条件。股东行使知情权,不仅要具有股东资格,更要具有股东权利。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当然就不能享有股东利益。所以,在原告未向海宏出资的情况下,不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其要求行使知情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14] 但是二审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原告是否出资与其能否行使股东知情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遂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失偏颇:
  第一,我国《公司法》对未出资股东能否行使知情权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根据民法关于权利推定的基本理念,可以认为未出资的股东可以享有知情权。
  第二,根据《公司法》第28条的规定,股东尚未出资或尚未完全出资的,可依法补足,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害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可见,违反出资义务只导致股东承当资本补足责任和对已出资股东的违约责任而不直接导致其股东资格的否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股东是否出资与其能否行使股东知情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在其未丧失公司股东身份之前仍可按照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除非公司章程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另有约定,一般不能以股东出资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应享有的知情权。[15]
  (三)股东退出公司未办理工商登记的知情权问题
  在黄旭诉北京博驰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知情权案中,黄旭作为北京博驰公司的股东,因长期拿不到公司分红,遂在2006年1月20日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但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并于2006年6月8日提起诉讼,要求博驰公司向原告提供公司成立后至2006年7月期间的会计账簿供原告查阅。北京区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黄旭和博驰公司通过协议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就已经从博驰公司退出,尽管黄旭的股权转让手续在工商登记机关尚未办理完结,但就黄旭与博驰公司之间而言,黄旭就不再是博驰公司的股东,黄旭亦不再享有知情权。[16]
  笔者认为,在股东撤资(在合法情况下)或股权转让没有办理工商或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变更手续时,就不能以投资为准,应当依照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进行判断。当事人约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的,依照协议约定判断。当事人没有上述特别约定的,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行为,当事人没有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要在办理工商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手续后 才能生效的,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又没有禁止性规定,协议生效。无论公司是否设置有股东名册,股东撤资、转让出资未在股东名册上进行登记,或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或不影响股东撤出或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但是,这种撤资或出资的转让仅在股东间有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有权向过错方追究。
  事实上,股东知情权主体资格的认定实质在于股东资格的确认,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依据发生争议是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公司内部)还是公司与第三人(公司外部)之间,如果是公司内部之间的争议,可以确认公司与股东之间协议的有限效力,但如果是发生在公司外部发的争议,则需要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根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的内容来确认股东的地位。因为股东资格的人认定并不是本篇文章的重点,所以笔者在此不做赘述。
  三、结语
  自从2001年1月股东知情权被列为第172种案由之后,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诉讼就逐年增长,尤其是2005年新《公司法》颁布之后。诚然,关于股东知情权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股东知情权的诉讼主体、权利位阶、目的性限制、权利行使的条件等等。笔者只是选取知情权的范围(权利边界)和主体资格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况且关于这两方面的论述仅是基于为数不多的案例研究,在论证中难免会不充分。笔者只是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对这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以此就教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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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郭少伟,男,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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